2025 感恩节致辞

今天，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将1800股A类股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并将这些B类股捐赠给四家家族基金会：其中150万股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The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其余40万股分别捐赠给舍伍德基金会（The Sherwood Foundation）、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The 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及诺沃基金会（NoVo Foundation）。上述捐赠已于今日完成交付。

以下是巴菲特先生致各位股东的信：

致我的股东同仁们：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Berkshire）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滔滔不绝。用英国人的话说，我要"退居幕后"了。

差不多吧。

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将于年底接任掌门人。他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勤勉不懈的实干家，也是坦诚直率的沟通者。祝愿他任期长久。

我会继续通过每年的感恩节致辞，与各位股东和我的孩子们聊聊伯克希尔的故事。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是一群非常特别的人，他们以非凡的慷慨之心，把自己的收获分享给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我很享受与各位保持联系的机会。今年请容我先稍作追忆，随后再谈谈我所持伯克希尔股份的分配计划，最后分享几点关于商业与人生的感悟。

感恩节将至，我既心怀感激又颇感意外——竟能活到95岁。年轻时，押注我能活这么久并不是什么好赌注。小时候，我差点就没命了。

那是1938年，当时奥马哈（Omaha）的市民习惯将本地医院分为天主教医院和新教医院——这种分类在当时看来再自然不过。

我们的家庭医生哈利·霍茨（Harley Hotz）是位友善的天主教徒，总是提着黑色医疗包上门出诊。霍茨医生管我叫"小船长"（Skipper），诊费从来收得不多。1938年我突发剧烈腹痛，霍茨医生闻讯赶来，简单检查后告诉我，到明天早上就会好的。

随后他回家吃了晚饭，还打了会儿桥牌。然而霍茨医生始终放不下我那些有些奇怪的症状，当晚便将我紧急送往圣凯瑟琳医院（St. Catherine's Hospital）做阑尾切除手术。接下来的三周里，我仿佛住进了修女院，还渐渐爱上了这个新"讲台"。我打小就爱说话——没错，那时就已如此——而修女们也很喜欢我。

更让我高兴的是，三年级的麦德森老师（Miss Madsen）让全班三十个同学每人给我写了一封信。男生写的信我大概都扔了，但女生写的信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住院也有住院的好处嘛。

康复期间最精彩的时刻——其实第一周大部分时间都挺凶险的——要归功于我亲爱的艾迪姨妈（Aunt Edie）送来的礼物。她给我带来了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当即给所有照料我的修女都录了指纹。（我大概是圣凯瑟琳医院接待的第一个新教小孩，她们完全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

我的想法——当然完全是异想天开——是总有一天会有修女走上歧途，而联邦调查局（FBI）会发现他们竟然疏忽了给修女采集指纹。20世纪30年代，FBI及其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深受美国人敬仰，我甚至幻想胡佛先生会亲自来到奥马哈，检视我这份无价的收藏。我更进一步幻想，J·埃德加和我将迅速锁定并逮捕那位误入歧途的修女。全国成名似乎板上钉钉。

显然，我的幻想从未成真。但讽刺的是，多年后事实证明，我当初该给J·埃德加本人录指纹才对——他最终因滥用职权而声名狼藉。

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马哈，雪橇、自行车、棒球手套和电动火车是我和朋友们梦寐以求的宝贝。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个年代的其他几个孩子——他们就在附近长大，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我却长期浑然不觉。

先从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说起，他是我64年的至交好友。20世纪30年代，查理住的地方离我1958年买下并居住至今的房子仅一个街区之隔。

早年间，我与查理的相识只差一步之遥。查理比我大六岁八个月，1940年夏天在我祖父的杂货店打工，每天干十个小时只挣两美元。（节俭是巴菲特家族骨子里的基因。）次年我也在这家店干过类似的活儿，但直到1959年我才与查理相识——那时他35岁，我28岁。

二战服役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随后永久定居加州。但查理始终将奥马哈的早年岁月视为人生的奠基时期。六十多年来，查理对我影响深远，他既是最好的导师，也是最贴心的"老大哥"。我们虽有分歧，却从未争吵过。"我早就告诉过你"这种话从来不在他的字典里。

1958年，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长住的家。当然，它在奥马哈——距离我长大的地方（广义而言）约两英里，离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距巴菲特杂货店约六个街区，开车到我工作了64年的办公楼也只需六七分钟。

接下来说说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Stan Lipsey）。斯坦于1968年将《奥马哈太阳报》（周刊）出售给伯克希尔，十年后应我的要求转战布法罗（Buffalo）。当时，伯克希尔旗下的《布法罗晚报》（Buffalo Evening News）正与发行布法罗市唯一周日版报纸的晨报竞争对手展开生死搏斗。而我们正在落败。

斯坦最终打造出全新的周日版产品，此后数年间，这份曾经大量失血般亏损的报纸，为我们3300万美元的投资带来了超过100%的年均税前收益率。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伯克希尔来说，这可是一笔举足轻重的钱。

斯坦的家距我家约五个街区。他的邻居之一是小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 Jr.）。大家应该记得，正是沃尔特在1999年将中美能源（MidAmerican Energy）引入伯克希尔。直到202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伯克希尔极受尊重的董事，也是我极为亲密的朋友。数十年来，沃尔特始终是内布拉斯加州慈善事业的领军人物，奥马哈市乃至整个州都留有他的印记。

沃尔特曾就读于本森高中（Benson High School），我原本也要去那里上学——可1942年，我父亲在国会选举中击败了一位连任四届的现任议员，令所有人大吃一惊。人生充满意外。

且慢，还有更多。

1959年，唐·基奥（Don Keough）和他年轻的家庭住在我家正对面，距离芒格家族曾经的住所约100码。当时唐只是一名咖啡推销员，但命运注定他将成为可口可乐（Coca-Cola）公司总裁，也会成为伯克希尔忠诚的董事。

初识唐时，他年薪仅1.2万美元，却要和妻子米琪（Mickie）一起抚养五个孩子——而且这些孩子全都要上天主教学校（意味着要交学费）。

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挚友。唐来自爱荷华州西北部的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他早年便与奥马哈姑娘米琪结了婚。加入可口可乐之后，唐逐渐成为举世闻名的传奇人物。

1985年，唐担任可口可乐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命运多舛的"新可乐"（New Coke）。唐随后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向公众致歉并重新推出"经典可乐"。这次转变源于一个细节——唐发现，凡是收件人写着"头号白痴"（Supreme Idiot）的来信，都被径直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他的那篇"撤回"演讲堪称经典，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他愉快地承认，可口可乐这个产品在本质上属于公众，而非公司。此后销量一路飙升。

你可以在CharlieRose.com上观看对唐的精彩访谈。（汤姆·墨菲（Tom Murphy）和凯·格雷厄姆（Kay Graham）也有几段同样精彩的节目。）和查理·芒格一样，唐始终是个中西部男孩——热情、友善，骨子里透着纯正的美国精神。

最后，在印度出生长大的阿吉特·贾恩（Ajit Jain），以及即将出任CEO的加拿大人格雷格·阿贝尔，都曾在20世纪末于奥马哈生活过数年。事实上，在90年代，格雷格就住在法纳姆街（Farnam Street）上，离我家仅隔几个街区，只是当时我们素未谋面。

难道是奥马哈的水里有什么神奇成分？

我十几岁时曾在华盛顿特区生活了几年（当时父亲在国会任职），1954年又到曼哈顿，自以为会在那里谋得一份终身职业。在纽约，本杰明·格雷厄姆（Ben Graham）和杰里·纽曼（Jerry Newman）待我极好，我也结交了许多终生挚友。纽约有着独特的优势——至今依然如此。但仅仅一年半之后的1956年，我便回到了奥马哈，此后再未离开。

后来，我的三个孩子以及好几个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我的孩子们一直就读公立学校，毕业于同一所高中——我父亲（1921届）、第一任妻子苏茜（Susie，1950届）、查理、斯坦·利普西、对内布拉斯加家具店（Nebraska Furniture Mart）的壮大功不可没的艾文·布鲁姆金（Irv Blumkin）和罗恩·布鲁姆金（Ron Blumkin），以及杰克·林沃特（Jack Ringwalt，1923届）——他创立了国民保险公司（National Indemnity），并于1967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由此奠定了我们庞大财产意外险业务的基石。

我们的国家拥有众多卓越的企业、顶尖的学府和一流的医疗机构，每个领域都有独特的优势和杰出的人才。但我深感幸运：有幸结交了许多终生挚友，遇见了我的两位妻子，在公立学校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启蒙，年少时结识了许多有趣友善的奥马哈成年人，还在内布拉斯加国民警卫队中交到了各种各样的朋友。简而言之，内布拉斯加就是我的家。

回首往事，我深感伯克希尔和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全赖扎根奥马哈。若居于他处，恐怕难以做到这样好。美国的心脏地带确实是出生、安家、创业的理想之地。凭着纯粹的好运，我在出生时就抽到了一支长得离谱的上上签。

现在来说说我的高龄。我的基因并未带来太多助力——在我之前，家族有史以来的最长寿纪录（诚然，追溯越远记录就越模糊）不过是92岁。但幸运的是，从哈利·霍茨开始直到今天，我一直得到奥马哈睿智、友善且尽职的医生们的照料。至少有三次，我的命都是住在我家方圆数英里内的医生救回来的。（不过我已经不再给护士录指纹了。95岁的老头子固然可以有些怪癖……但凡事总有限度。）

能活到高龄的人需要极大的好运，每天都得躲开香蕉皮、自然灾害、酒驾或走神的司机、雷击——你能想到的一切。

但幸运女神善变——没有比这更贴切的说法了——而且极其不公。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领导者和富人得到的幸运远超他们应得的份额——而这些受益者往往不愿承认这一点。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继承者，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拥有了终身的财务自由；而另一些人来到这个世界，童年便如同地狱，更有甚者，身心残疾夺走了我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在世界上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我大概会过得很悲惨，而我的姐妹们会更惨。

我生于1930年，健康、还算聪明、白人、男性，而且生在美国。天呐！谢谢你，幸运女神。我的姐妹们拥有与我相当的智慧和更出色的品格，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前景。幸运女神在我大半生中时常眷顾，但她有比伺候九旬老人更要紧的事要做。幸运终归有限。

与之相反，岁月老人随着我年岁渐长，却对我愈发感兴趣了。他从不失手——在他的记分卡上，所有人最终都被计为"赢"。当平衡感、视力、听力和记忆力全都持续走下坡路时，你就知道岁月老人已在左近。

我步入老年较晚——衰老降临的时间因人而异——但一旦来了，就赖着不走。

令我意外的是，我整体感觉还不错。尽管行动迟缓，阅读也越来越吃力，但我每周依然五天到办公室，与一群出色的同事共事。偶尔，我还能冒出些有用的点子，或者收到一些我们原本可能得不到的机会。受伯克希尔的体量和当前市场水平所限，好主意不多——但也并非为零。

然而，我意外的长寿对我的家庭以及慈善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重大影响。

让我们来聊聊这些影响。

接下来的安排

我的孩子们都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分别为72岁、70岁和67岁。指望他们三人——如今在许多方面正值巅峰——都能像我一样拥有延缓衰老的非凡运气，那是不明智的。为了提高他们在替补受托人接替之前处理完我几乎全部遗产的概率，我需要加快生前向他们三家基金会捐赠的步伐。我的孩子们在经验和智慧上正值黄金期，尚未步入老年。但这段"蜜月期"不会永远持续。

所幸，调整方向并不难。但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我希望保留相当数量的A类股，直到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对格雷格建立起和他们长期以来对查理和我同样的信任。这种信任想必很快就能建立。我的孩子们已经百分之百地站在格雷格身后，伯克希尔的董事们也一样。

我的三个孩子如今都已具备成熟的心智、聪明的头脑、充沛的精力和敏锐的直觉，足以妥善分配一笔巨额财富。他们还有一个优势——在我离世很久之后他们依然在世，必要时可以针对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变化，制定前瞻性和应对性策略。他们很可能需要适应一个剧变的世界。"死后掌权"向来鲜有成功案例，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

所幸，三个孩子的基因大部分都遗传自他们的母亲。数十年来，我也在努力成为他们思想和行为上更好的榜样。但无论如何，我永远无法与他们的母亲比肩。

我的孩子们还有三位候补受托人，以防任何人过早离世或丧失行为能力。这些候补人选不分先后，也不与特定子女绑定。他们三位都是品格卓越、通晓世事之人，且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我已向孩子们保证，他们不必创造奇迹，也不必害怕失败或失望。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我自己也经历了不少。他们只需在政府行为和/或私人慈善事业通常能达到的效果上稍作改进即可，同时要认识到，这些财富再分配方式本身也有缺陷。

早年间，我曾构想过各种宏大的慈善计划。尽管我很固执，但这些计划终究未能实现。在我这么多年里，我也亲眼见过政客们拙劣的财富转移、世袭继承的弊端，当然还有那些无能或古怪的慈善家。

只要孩子们把事情做得不错，他们的母亲和我就会感到欣慰。他们天性善良，而且每一位都经历了多年实践——从最初微不足道的金额起步，不定期增加，到如今每年管理超过5亿美元的慈善资金。

他们三位都乐于长时间工作来帮助他人，每人以自己的方式。

我加速向子女基金会进行生前捐赠，绝不代表我对伯克希尔前景的看法有任何改变。格雷格·阿贝尔不仅达到了我当初认为他应当成为伯克希尔下任CEO时对他的高度期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我们许多业务和人员的了解远胜于我，而且在很多CEO甚至根本不会考虑的领域，他的学习速度也快得惊人。我想不出任何一位CEO、管理顾问、学者、政府官员——随你怎么说——我会选他来代替格雷格管理你我的积蓄。

比如，格雷格对我们财产意外险业务的增长潜力和风险的理解，远超许多资深的财产意外险高管。我衷心希望他能健健康康地工作数十年。运气好的话，伯克希尔在未来一个世纪只需要五六位CEO。我们尤其要避免那些以65岁退休、炫耀性致富或建立家族王朝为目标的人选。

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是：有时，母公司或子公司一位出色且忠诚的CEO会患上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长期消耗性疾病。

查理和我曾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却未能及时采取行动。这种失误可能酿成大错。董事会必须警惕CEO层面出现这种风险的可能性，CEO也必须关注子公司层面的此类风险。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可以举出大型企业的几个前车之鉴。董事们应保持警觉、敢于发声，这是我唯一能给的建议。

在我这一生中，改革者试图通过强制披露CEO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的对比来令CEO们难堪。于是，股东委托投票文件（proxy statement）立刻从以前的二十页左右膨胀到了一百多页。

但这些善意的举措适得其反。根据我大多数的观察——公司A的CEO看了看竞争对手公司B的情况，就巧妙地向自家董事会暗示自己理应拿得更多。当然，他同时也提高了董事们的薪酬，并精心挑选薪酬委员会的成员。新规带来的是攀比，而非克制。

这种逐级攀升自成气候。那些已经非常富有的CEO们——毕竟他们也是凡人——往往苦恼于其他CEO正在变得更富有。嫉妒与贪婪总是如影随形。又有哪位顾问曾建议大幅削减CEO薪酬或董事报酬呢？

总体而言，伯克希尔旗下业务的前景略优于平均水平，其中几项规模可观且互不关联的优质业务尤为亮眼。不过，一二十年后，必定会有不少公司表现优于伯克希尔——我们的体量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我所了解的所有企业中，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灾难的概率最低。同时，伯克希尔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对股东利益的关注度，几乎超过了我所熟知的任何一家企业（而我见过的企业真的很多）。最后，伯克希尔的经营始终以"让自身成为美国的一笔资产"为准则，坚决不做可能使自己沦为乞讨者的事。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管理者理应变得相当富有——他们肩负着重大责任——但他们追求的不是建立王朝或炫耀式的财富。

我们的股价会反复无常地波动，偶尔可能下跌50%左右——在现任管理层任职的60年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三次。不必绝望；美国终将复苏，伯克希尔的股价也会跟着回来。

最后几点感想

一个或许有些自卖自夸的感触：我很高兴地说，人生后半程让我比前半程感觉更好。我的建议是：不要为过去的错误过分苛责自己——至少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然后继续前行。想要进步，永远不嫌晚。找到值得效仿的榜样，然后学习他们。你可以从汤姆·墨菲（Tom Murphy）开始——他是最好的。

请记住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的故事——这位日后以诺贝尔奖闻名于世的人。据说，他弟弟去世时，一家报纸把消息搞混了，竟然刊登了诺贝尔本人的讣告。他读了之后大为震惊，由此决心改变自己的行为。

别指望报社替你犯这种错：想好你希望自己的讣告上写些什么，然后用一生的行动去配得上它。

伟大并非源于巨额财富、巨大声名或政府大权。当你以千百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帮助他人时，你就是在造福世界。善良不花一分钱，却价值无可估量。无论你是否信仰宗教，"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最好的行为指南。

写下这些的我，曾无数次欠思考、犯过很多错，但也有幸从一些出色的朋友那里学到了如何做得更好（离完美还差得远就是了）。请记住：保洁阿姨和董事长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

祝所有读到这封信的人感恩节快乐。没错，那些混蛋也包括在内——改变永远不嫌晚。记得感谢美国为你创造了最大化的机遇。但它——不可避免地——在分配回报时既反复无常，有时还徇私舞弊。

谨慎选择你的榜样，然后用心效仿他们。你永远无法完美，但永远可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