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人信

1969年5月 巴菲特致合伙人信

1969 年 5 月 29 日

致各位合伙人:

大约 18 个月前,我写信告诉大家,因为环境的改变,因为我个人情况的改变,我有必要调整一下我们未来的业绩目标。

我在那封信里讨论了当时的投资环境。在后来的信中,我也多次分析投资环境。总的来说,从那时起到现在,投资环境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艰难。或许是我脑筋死板不灵活。(有人这么评价四十岁以上的证券分析师:“他们知道的很多东西都过时了。”)

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1) 通过定量分析能找到的投资机会,在过去二十年里稳步减少,现在几乎找不到了;(2) 我们现在有 1 亿美元的资产,本来投资机会就少,还有很多我们买不了,因为 300 万美元以下的投资对我们的总体业绩没什么意义,市值 1 亿美元以下的股票,我们都不能买;(3) 追逐投资业绩的人越来越多,股市的眼光越来越短,投机氛围越来越重。

我在 1967 年 10 月 9 日的信中说了,我之所以要调整目标有几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个人因素。我一直把 100% 的精力投入到巴菲特合伙基金中,这是我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在那封信中,我说了,我想摆脱这种压力。在过去这 18 个月里,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我在信中说:“我希望目标定得低一些,我也可以少努力一些。”目标低了,但我的努力没少。只要我“在场上”,定期公开业绩,承担为众多合伙人管理资产的责任(很多合伙人把自己全部的资产都交给我打理),我就永远不可能无拘无束地去做合伙基金以外的事。只要我是公开参与,就忍不住要争强好胜。我心里明白,我不想自己一辈子都在比拼投资,都在和一只兔子赛跑。要慢下来只有一个办法:结束。

年底之前,我会向所有有限合伙人发出正式通知,就我退休的打算发出声明。清算合伙基金涉及大量纳税和法律问题,但是我最关心的是做好下面几件事:

1.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有许多合伙人不想自己打理资产,我要为他们推荐一个资产管理的途径。有些合伙人自己就有很多选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很自信、也很放心。但是,有些合伙人则不然,我不能就把钱还给他们,说声“好运”,就完了。我打算向他们推荐另外一位资产管理人。无论是我的亲戚,还是我一生要为其提供投资建议的其他人,我都会放心的把他们的资金交给这个人管理。他人品和能力都很好,他将来的业绩可能和我继续做下去差不多(但肯定不如他或者我过去取得的业绩)。我们的任何合伙人都可以投资给他,没有账户最低金额的限制。将来,我会和他保持一定的联系,对他的投资情况有个大概了解,但只是偶尔关注,而且我提建议的话,基本上也只限于否定意见。

2. 我希望所有合伙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愿意获得现金的可以获得现金,愿意获得有价证券的可以获得有价证券。有价证券中应该只有一只是可以随时卖出变现的。这些股票的前景和价格,是我都非常看好的,但是合伙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将有价证券变成现金。

3. 我也希望所有合伙人能有这个选择,即按权益比例相应获得我们的两家控股公司(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一家规模较小的“受限制的”公司的股份。因为这些股票的公允价值完全是我估算的,所以我认为一定要给各位这个选择权,如果愿意的话,各位可以根据我的估值,按权益比例获得控股公司的相应股份。

- 但是,这些股票并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买卖(SEC 对控股股东的股票和未注册上市的股票有各种限制规定),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可能也不能转让、不能带来收入。在清算过程中,我希望给各位提供自由选择权:留下受限制的股票或获得等价的现金。我特别欣赏我们的控股公司的经营者(我们又多了两个新成员:伊利诺伊国民银行 (Illinois National Bank) 和罗克福德信托公司 (Trust Company of Rockford)。伊利诺伊国民银行是一家资产规模在 1 亿美元以上、经营特别出色的银行,是伯克希尔哈撒韦今年年初收购的),希望和他们的关系可以地久天长。控股公司有我欣赏和敬佩的经营者,就算别人出价再高,我都无意出售。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出售控股公司下面的某个业务部门。

在清算过程中,我们应该能把上面这几件事做好。我们的清算活动不会对各位 1969 年的纳税安排产生影响。

我还有一件非常想做的事,我特别想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可惜事与愿违。我不想结束的这年业绩惨淡,但是 1969 年就是这样的一年。我估计到今年年末,算上控股公司价值的大幅上升(除了我之外,所有合伙人都可以选择变现),不算向合伙人支付的每月利息,我们的业绩也就是持平而已。即使从现在起到年末,股市大涨,我们也不会受益。我们不会投入任何重大仓位,所以无法从上涨中受益。

今年我们的套利投资做得特别不顺,我感觉我像误入羽毛球场的一只小鸟。有这样经历的,不只是我们,但是我们今年在套利类中的投资占比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结果却出了这样的事。

谁都不愿意在白纸黑字上把自己的错误写出来,但是我看不起报喜不报忧的行为。我们今年的投资失利完全是我的错,不是运气不好,是我的评估失误了,误判了一个发展变化很快的政府趋势。这里其实有个矛盾。我一直认为,政府最后做的这件事,早就该做了(我的意思是,政府解决的这个问题是早就该解决的,但并不认同政府使用的手段)。换句话说,政府做了这件事,我们亏了很多钱,但我认为政府做这件事对社会有好处,也一直倡议政府做这件事。但是,在此之前,我认为政府不会做这件事。我一贯的主张是:做决策的时候,根本不应该把自己认为应该怎样(对社会有益)和实际会怎样混为一谈。要是我不这么想的话,我们就能少亏几百万了。

说实话,虽然前面说了这么多,要是真有特别好的投资机会,我愿意 1970 年甚至 1971 年继续管理合伙基金。不是因为我还想接着做,只是因为我太想完美收官了,不想以业绩惨淡的一年谢幕。可惜,我看不到任何机会,看不到任何希望,没办法把最后一年的业绩做好。我也不想拿别人的钱误打误撞碰运气。我和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合拍,不想为了辉煌谢幕而做自己不懂的投资,不想毁了这么多年的好业绩。

话已至此,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将对持股进行清算,最后只留控股公司、一只未上市的证券以及一只长期前景良好的有价证券,还有一些套利类中零碎的投资,它们总价值很小,但需要几年才能清理完。

这封信就算今年的年中信了,写的比平时早,因为我决定好了,就想告诉各位。我也希望各位在收到这封信后,我还能在奥马哈停留一段时间,回答各位提出的问题。7 月份,我会去加州。

有的合伙人可能会问:“你打算做什么?”这个问题,我没答案。我只知道,有些东西是 20 岁的我非常想要的,但当我 60 岁的时候,自己应该有不一样的追求。我现在做的事,是我长大成人以后就一直在做的,18 年了,它消耗了我的所有时间和精力。今后的我要过一种新生活,除非我与现在做的事一刀两断,否则我适应不了今后的生活。

秋天,或许在十月份左右,我们会给大家写一封信,详细介绍清算情况、投资建议等。

沃伦 E. 巴菲特谨上